香港國安法實施5周年以來，充分證明了其為捍衛(wèi)“一國兩制”、維護香港繁榮穩(wěn)定的守護神，是香港由亂到治的分水嶺。

　　然而，當前國安形勢依舊復雜嚴峻，特區(qū)政府必須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“一國兩制”實踐的全過程，必須確保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，必須做到維護安全和推動發(fā)展都堅定不移，必須切實保障香港居民人權自由，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(yōu)勢。

　　國安法是“分水嶺”，斬斷了在暗黑勢力和反華分子明目張膽、顛覆國家的囂張行徑；國安法是“守護神”，是維護高水平發(fā)展和高質量開放的大前提和核心。然而，國安法從來都不是一勞永逸的法律條文。

　　在國際局勢越趨復雜，國安風險尚未根除的情況下，香港特區(qū)政府仍要帶領香港社會要如何更好地實踐國安意識，實現(xiàn)發(fā)展和安全相互促進，開放和穩(wěn)定齊頭并進的管治方向，進而為“一國兩制”在實踐新階段注入新的活力，為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的故事增添香港的風采。

　　安全是資本落地首要條件

　　首先，國安不僅是安全問題，更是發(fā)展問題。

　　只有在安全環(huán)境下的發(fā)展才能符合最廣大市民的福祉和利益，才能實現(xiàn)人心的彌合和身份的認同。6月17日，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(fā)展學院（IMD）發(fā)布《2025年世界競爭力年報》，香港的全球競爭力相較去年上升兩位至全球第三，這是自2019年后，香港首次重返全球三甲。根據(jù)今年三月公布的《全球金融中心指數(shù)》數(shù)據(jù)，香港在全球119個金融中心之中排名全球第3位、位居亞太區(qū)居首。

　　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高度認同恰恰反映出，在全球大變局下，一個安全的、具有風險管理能力的社會和市場，才是世界資本落地的首要條件和第一選擇。

　　其次，香港各界不僅要自覺維護國安的底線和原則，特別是重視在貿易戰(zhàn)、關稅戰(zhàn)下的金融安全等非傳統(tǒng)安全的風險挑戰(zhàn)，更要積極地投身香港社會的發(fā)展，促進香港社會的結構性轉型和升級，深化和拓展香港與國際社會的合作和聯(lián)系。

　　國安法為香港創(chuàng)造了一個可以可供不同人士安心發(fā)展的政治、社會環(huán)境，這就需要各界人士，尤其是工商界，主動作為、積極有為，利用香港獨特的法治、投資、金融以及交通的優(yōu)勢，融入世界市場，融入國家循環(huán)，實現(xiàn)內外互動，進一步擦亮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“金字招牌”。

　　5月13日，習近平主席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出席中國─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論壇上提出啟動“團結工程”、“發(fā)展工程”、“文明工程”、“和平工程”與“民心工程”五大合作項目，這無疑是給香港各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機會和潛能：例如香港可以開通和拓展中拉航線及物流網絡，進一步在金融風險管理和法律服務方面提供針對拉方的支援，在文化教育領域或可推動中拉交換生計劃，開展中拉歷史研究和語言教學等合作項目……諸如種種皆可強化香港作為中拉合作乃至跨國合作的樞紐地位。

　　重塑民心工程與人心認同

　　最后，國安法是“一國兩制”韌性的體現(xiàn)，是“一國兩制”自身發(fā)展和實踐的要求，也是民心工程的重塑，更是涉及到如何書寫現(xiàn)當代香港歷史的“解殖問題”。

　　“國安家好”本質上是一種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。這種意識之所以在回歸前25年缺乏、淡薄甚至被忽視，恰恰在于香港的基礎教育沒有完成香港回歸史、“解殖”史與中國內地二十世紀大歷史、改革開放史以及現(xiàn)代化奮斗史的對接、融合和呼應，這使得香港的歷史敘述脫落在民族國家的歷史框架之外，造成了有“家”無“國”的偏離認知和想像。

　　國安法在香港社會的落地生根對香港而言，是一個重要的教育反思節(jié)點，對于香港社會的下一代，我們要如何塑造“國在哪里，家在哪里”的連續(xù)性敘事，如何進一步讓香港史成為中國大歷史的有機一部分，這一問題不僅僅是靠幾個國安教育展覽就可以解決的，它本質涉及到了如何重新正視香港史、重新擺正香港在國家政治、文化、歷史框架中的位置的大問題。

　　無論是“分水嶺”還是“守護神”，國安法使得香港在“一國兩制”的框架下展開了一場自我修復、自我反思、自我革新的轉型，是經濟發(fā)展的重新導向，是政治環(huán)境的重新審視，更是人心認同和基礎教育的重新反思。只有國安，才有家好，只有國安，方可安港民之心，更安港之未來。

　　安徽省政協(xié)港澳臺僑和外事委員會副主任、中國僑聯(lián)委員、資深評論員